如果一定要给现代风险投资制度溯源的话，乔治•多里奥特（Georges Doriot）是领我们到起点的那个人。

1946年，乔治•多里奥特（成为第一家上市的风险投资公司—美国研究开发公司（America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orporation，ARD）的总裁。随后25年间，多里奥特和美国研究开发公司为风险投资行业的发展，在运作模式、投资理念、人才培养等方面贡献了成功经验，亦在组织形式方面提供了失败教训。

可以说，正是在多里奥特的大力促进与领导下，风险投资才逐步成为一个真正的行业，多里奥特被誉为“风险投资之父”，当之无愧。

多里奥特于1899年出生于法国巴黎。他的家庭与法国标致家族渊源颇深，父亲奥古斯特作为标致汽车的高级工程师，是集团开创者阿尔芒•标致的左膀右臂。实际上，多里奥特就出生在标致家族的古屋里。他的父亲后来曾创办过一家创新型的汽车制造公司。生长在工程师和创业者的家庭，多里奥特从小就对技术和创业抱有浓厚兴趣。

21岁那年，多里奥特遵从父命离开了饱受一战摧残的家乡，远赴美国。多里奥特成为哈佛商学院第一位法国学生。毕业之初，他在一家投资银行谋职，但不久便接受哈佛商学院院长唐翰的邀请，返回哈佛任教。

多里奥特在哈佛商学院讲授的课程为《制造学》，授课过程中他更多地是向学生灌输自己的人生哲学与商业理念，而他关于风险投资的讲座也被誉为哈佛商学院的传奇。在长达40多年的哈佛教学生涯里（管理美国研究开发公司期间也未中断），多里奥特给数千名学生上过课，其中很多人后来成为世界一流公司的领袖，例如联邦快递创始人佛里德•史密斯。

军旅生涯

二战爆发后，美国成立军需部，通过协调军方、科研机构和实业部门的合作，满足美军战备要求。像多里奥特这样在管理、金融和技术方面都有出色表现的专家，迅速进入军方视野。1941年，多里奥特被授予陆军中校，在美国军需总部供职，负责军事计划处的物资调配和研发工作。

多里奥特组织了一个近百人的咨询委员会，包括化学、橡胶和纺织等关键领域龙头企业的科研工作者和高级管理人员实业家。多里奥特认为，没有现代实业和科技的支持，不可能赢得战争。同时，多里奥特与众多著名大学的实验室取得联系，让它们帮助军方研制和测试一系列专业设备。通过这些密切合作，多里奥特带领部属研发出上百项发明成果，如防水纤维、遮光剂、杀虫剂和野战食品等。

1945年，鉴于其卓越的组织才能和贡献，多里奥特被提升为陆军准将。同年，他还获得了特别贡献奖章，这是给予非战斗人员的最高军事奖励。

军旅生涯使多里奥特更加深刻地意识到技术和创新的重要性。战后，他谢绝了军方的挽留，毅然踏入一个崭新领域：风险投资。

一直以来，全世界的新创企业普遍存在融资困难。主要原因是，银行不愿为风险高的新创办企业提供资金。同时，愿意出资的富有家庭又数量甚少，且并非专业化投资机构，无法满足众多新兴企业庞大的资金需求。

美国政府意识到，这类新企业对美国经济发展至关重要。为解决这个迫在眉睫的问题，1946年，美国研究开发公司应运而生。公司创始人之一拉尔夫•弗兰德斯道出了其国家战略层面的特殊意义：“美国的企业、就业和居民的财富作为一个整体，在自由企业制度下不可能得到无限的保障，除非在经济结构中不断有健康的婴儿出生。我们经济的安全不可能依靠那些老牌的大企业的扩张得到保障。我们需要从下而来的新的力量、能量和能力。我们需要把信托基金中的一部分和那些正在寻找支持的新主意结合起来。”

作为率先发现风险投资的巨大价值和社会意义的先知般人物，多里奥特被麻省理工学院校长卡尔•康普顿、马萨诸塞州投资者信托公司主席梅里尔•格里斯沃尔德及佛蒙特州参议员拉尔夫•弗兰德斯等一众精英人物推举为美国研究开发公司总裁。但前提是，他必须继续在哈佛执教。

使命在身

尽管在更早时候，美国东海岸的惠特尼家族和洛克菲勒家族分别成立了专业化运作的风险投资公司，但美国研究开发公司被认为是风险投资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因为它是第一个基金化运作的风险投资公司，即所管理的资金并不仅是发起人的自有资金，而主要来自外部机构投资者和公众投资者。

基金化运作的风险投资，本质上是“才”与“财”的结合：有投资才能的人和机构，担当基金的管理人；有财产的人和机构，担当基金的投资人。再也不用像之前那样，既有“才”又有“财”的“惠特尼们”才能做风险投资。风险投资行业自此繁荣起来。

担任总裁后，多里奥特开始招兵买马。他利用自己在哈佛商学院和军方的资历与人脉，招募行业最顶尖的人才，组建了专业化管理团队，分别涵盖项目搜寻、项目评估、财务管理和投后管理四个领域。

同时，多里奥特还抓住一切机会向社会宣传风险投资的价值和意义。每年公司年会，他都会邀请公司股东和商界名流参加所投资公司的产品展览会，既增进项目合作，又借机宣传风险投资行业的魅力。执鞭哈佛课堂和被邀演讲，也成为多里奥特进行舆论宣传的有效途径。

多里奥特身上有着当今投资界普遍欠缺的使命感，他认为风险投资家的目的或任务就是缔造创新的企业家及企业，投资收益只是副产品，并非工作的目标。

他相信投资企业必须坚持较长时间才可能获得丰厚回报，不应该只为迅速获利就做起倒卖的勾当。多里奥特经常要花上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来辅佐一家企业慢慢成长，然后才能获得投资收益。这也是为什么他常常把所投资公司称作“我的孩子”的原因。

“如果你有了孩子，你不会问自己能获得什么回报。”1967年《财富》杂志的一篇报道中引用了多里奥特的这句话，“当然，你可以有希望—你希望孩子将来能够成为美国总统。但是这个希望变成现实的可能性不大。我希望他们在各自的领域做到最好。如果他们做到了，那么这就是对我的报答。但是，如果一个人人品好又忠诚，那么即使他没能取得所谓的高回报率，我也愿意继续支持他。你知道，有些人直到很大岁数才变身为天才。如果我是一个投机者，那么肯定要考虑回报率。但是我认为投机者—按照我对这个词的理解—不能做出建设性的贡献。而我是在培养人才和企业。”

在投资中，多里奥特对人的关注远远超过了项目本身，他相信管理人才是新兴企业获得成功至关重要的因素。他坚持认为：“你可以考虑对一位有二流想法的一流企业家投资，但不能考虑对一位有一流想法的二流企业家投资。”在投资数据设备公司（DEC）之前，多里奥特甚至要求会见两位创始人的妻子。

在投资方式上，多里奥特采用股票、可转换债券、可转换优先股等方式，但拒绝当时美国中小企业投资公司（SBIC）流行的贷款方式。在他看来，以收取利息为回报的贷款，对于处在创业阶段的新公司来说，是一种增加财务负担的做法。

另外，多里奥特认为风险投资仅仅提供资金是不够的，必须同时在技术、管理等方面提供一系列帮助，“项目选择实际上是公司业务中最容易完成的部分，最艰巨的任务是帮助企业渡过成长难关。”

明星，陨落

在多里奥特带领下，美国研究开发公司在25年间先后投资了150多家新创办企业，其中多家企业获得巨大成功，极大促进了美国在计算机、核粒子加速器、医疗设备和海水淡化领域的技术研发与应用。多里奥特甚至还曾向老布什创办的第一家企业——萨帕塔石油公司，提供过资金支持。

而最成功的投资案例是对数字设备公司（DEC）的投资，其高额回报切实激发了技术人员、创业者和风险投资家的热情，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美国风险投资行业借此兴起。

1957年，麻省理工学院两位年轻的工程师—肯尼斯•奥尔森和哈兰•安德森，创办了数字设备公司。奥尔森想要制造出体型小巧、价格低廉且易于使用的计算机，以挑战IBM公司生产的玻璃外壳的大型机。当时，IBM公司是市场上居于领先地位的计算机制造商，且是该行业内唯一盈利的企业。

奥尔森和安德森不乏创想与执行计划，唯独缺少资金。遭到商业银行拒绝后，他们求助于美国研究开发公司。多里奥特非常赏识两位创始人，立即投资了7万美元，获77%股权。投资后，多里奥特还为其寻找得力人才担任高管，并通过董事会为公司经营管理提供建议。当然，多里奥特并不直接左右企业经营决策—这些做法都是现在风险投资仍然沿用的增值服务的常见内容。

当美国研究开发公司卖掉手中持有的数字设备公司股权后，公司的净资产高达4亿美元之多—与初始投资额相比，投资回报率超过了70000%。年轻的风险投资行业第一次取得如此大的成功。

但这仅仅是开始。数字设备公司所在的波士顿128号公路附近高科技企业云集，被称为“美国的高技术高速公路”。

在多里奥特治下，美国研究开发公司载誉无数，一时风光无两。

但是，美国研究开发公司却在公司结构上存在致命缺陷—这家上市公司因公众持股，面临巨大的业绩压力，而风险投资却是一个需要长期投资、缓慢培育的行业。同时，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要求美国研究开发公司披露所投资公司的财务信息，也为吸引优秀项目带来极大不利影响。为解决监管披露和纳税问题，多里奥特不得不耗费大量精力应付证券交易委员会和股东的质疑。更为致命的是，上市公司的形式使美国研究开发公司无法设定有吸引力的薪酬，尽管多里奥特不断地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上诉，但始终未能如愿，这直接导致大量优秀人才的流失。

1959年，第一家有限合伙制风险投资基金在加利福尼亚成立。此后，有限合伙制迅速成为风险投资行业的主流形式。有限合伙制风险投资基金与公开发行上市的公司制风险投资基金相比有明显优势：普通合伙人负责企业的日常经营管理，他们的报酬不仅涵盖薪水和费用的管理费，还能分享一部分（通常为20%）的投资利润分成。这一特点有效规避了美国研究开发公司面临的薪酬难题。同时，基金的有限合伙人（投资者）在长远利益下，可以暂时放弃分红。另外，作为私人企业，有限合伙企业也不需要进行信息披露。

多里奥特在寻找继承人的时候选中了他以前的学生托马斯•珀金斯，珀金斯当时担任惠普公司研究部的负责人，颇有建树。但珀金斯找了一个礼貌的借口拒绝了多里奥特的雇用邀请。珀金斯事后说，实际原因只是美国研究开发公司的结构决定了不可能赚到大钱。1972年，珀金斯与尤金•克莱纳共同创建了凯鹏华盈（KPCB），并采取有限合伙制形式。同年，多里奥特宣布美国研究开发公司“不再具有竞争力”，随后便将之出售给了德士隆公司。多里奥特正式退休。

美国研究开发公司从此走向没落，错过了美国西海岸半导体和计算机行业难得的投资机会。以富有远见著称的多里奥特用这种方式终结职业生涯，似乎是注定的遗憾。

尽管美国研究开发公司因为公司结构的致命缺陷而无法良好运行，却在风险投资行业留下了长足影响。正如沃顿商学院教授大卫•休所说，在多里奥特把美国研究开发公司卖给德士隆的时候，“风险投资已经成为经济的一部分，而美国研究开发公司只是在其历史使命完成后退出了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