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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投资之父”乔治·多里奥特在哈佛商学院执教40余年,给数万名学生上过课。他们之中有一些成为全球顶级公司的领袖,而也有少部分人,继承了多里奥特的衣钵。

亚瑟·洛克(Arthur Rock)便是其中表率。出生于1926年的洛克在纽约州罗切斯特市度过艰辛的童年。父亲是俄罗斯移民,经营一家糖果店以维持生计。和那一代商界巨头一样,洛克在青年时代应征入伍,饱经战乱。他职业生涯的真正起点是在退伍后,在雪域大学完成本科学业,做过一年会计师,之后转赴哈佛商学院,于1951年获MBA学位。

这样的资历从事风险投资业并不稀奇,但洛克日后成为“风险投资四大天王”之一,并被誉为“风险投资教务长,却不同寻常。其时,战后的美国百废待兴,有待风险投资业点燃希望之火。而洛克的特别之处在于,他点燃的是硅谷——仙童半导体、科学数据系统、英特尔、苹果,这些硅谷历史上星光熠熠的公司,都是洛克的投资成果。至于硅谷在现代商业中的地位,就毋庸赘述了。

确切说,仙童半导体公司正是洛克投资生涯的起点。不过,在参与仙童公司创办之前,洛克的身份是投资银行海登斯通的半导体行业分析师——仙童的诞生,更像是一种机缘巧合。

机缘遇“仙童”

海登斯通公司半导体业分析师洛克收到了一位客户的儿子寄来的求职信。写信者名叫尤金・克莱纳(Eugene Kleiner),是加利福尼亚威廉·肖克利(William Shockley)实验室的科学家。肖克利性格怪癖,但天赋异禀,曾因发明晶体管获1956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1955年,肖克利招募了一批才华横溢的年轻科学家在旧金山附近帕罗奥图市——该地区后来发展成为硅谷的中心——成立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物理实验室。然而,他缺乏管理技能,傲慢又自以为是,员工们的不满与日俱增。包括克莱纳在内的八位核心研究人员(这八人后来被肖克利讥讽为“叛逆八人帮”,他们也由此戏剧性地名垂硅谷)终于无法忍受肖克利的怪脾气,决定退出实验室。但在退出之前,克莱纳决定先给海登斯通公司的经纪人写封试探性的信,询问是否存在能让他们八个人共同工作的机会——他们的计划是创办一家生产晶体管的公司。

洛克对半导体业一直非常关注,也曾帮助一家晶体管公司进行融资。他敏锐地意识到这封信中蕴含的机遇,马上飞往西海岸拜会克莱纳及其同伴。克莱纳说,他们计划研究一下利用硅来制作晶体管的可能性,如果成功的话,将掀起一场半导体业的革命。洛克为这群年轻科学家的梦想所打动,答应帮助克莱纳筹集150万美元建立一家独立的公司。

彼时,风险投资行业方兴未艾,资本规模较小,发展步履蹒跚。洛克直接向35家大型企业发出融资邀请。但所有的企业还是拒绝了,他们担心这样做会扰乱自己公司的正常经营。

就在洛克几乎要放弃希望的时候,他遇到了一位特立独行的投资者——谢尔曼・费尔柴尔德(Sherman Fairchild)。

谢尔曼的父亲曾资助老汤姆・沃森创办IBM。通过继承父亲的遗产,他成为IBM公司当时最大的股东,非常富有。同时谢尔曼本人也是一个发明家,对技术发明抱有浓厚兴趣,拥有多项专利。最终,谢尔曼同意通过仙童相机仪器公司向克莱纳的团队提供150万美元贷款。作为回报,仙童相机仪器公司以300万美元收购公司全部股份的期权。1957年,仙童半导体公司成立,八位创始人分别获得10%的股份,海登斯通获得剩余20%的股份——就在同年,数字设备公司(DEC)获得美国研究开发公司的投资,迅速发展为个人电脑行业的主导者。

成立6个月后,仙童半导体便开始盈利,12个月后销售额达到50万元。2年后,仙童相机仪器公司行使期权,购买了全部股份。

除了商业上的成功,仙童半导体公司还是“硅谷的人才摇篮”,培养了大量技术人才和优秀的经理人。他们中的许多人离开仙童后,继续创办高科技企业和风险投资公司,屡获成功。这其中包括苹果创始人之一迈克尔・马库拉、AMD创始人杰瑞・桑德斯、红杉资本创始人唐纳德・瓦伦丁、凯鹏华盈创始人尤金・克莱纳(对,就是给洛克写信的那位科学家),以及后来创办英特尔的罗伯特·诺伊斯和戈登·摩尔(克莱纳、诺伊斯和摩尔是仙童半导体八位创始人中的三位)。

可以说,仙童半导体是硅谷高科技产业得以发展的技术基因库。当时仙童半导体公司的一幅平面广告把许多脱胎其中的公司logo拼在一起,下面注释:“我们创造了这一切!”

一系列高科技公司的成立,标志着位于加州的硅谷成为美国科技创新的前沿。显然,作为“叛逆八人帮”的伯乐,洛克对硅谷的崛起可谓功不可没。

不过,这仅仅是洛克绚烂投资生涯的开山之作。

东部与西部

硅谷的兴起与斯坦福大学工程学院院长弗雷德里克・特曼的大力推动紧密相关。特曼鼓励他的博士们在留校任教的同时创办科技公司,把科研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这一大胆独创举措,使斯坦福大学成为高科技企业的孵化器。特曼的学生便是硅谷第一批创业家,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大卫·帕克和威廉·惠勒,两人在一间车库里建立了惠普公司,耗资538美元。尽管惠普已不复昔日风光,但这间车库仍是硅谷发展的一个见证,被加州政府公布为硅谷发源地。

密集的科研机构,浓厚的创业氛围,包容的社会环境,吸引大批优秀人才纷纷来硅谷创业,风险投资也闻风而至。美国西海岸在七十年代逐渐成为科技企业的策源地,并在风险投资行业占据主导地位。

通过不断考察和交流,洛克逐渐意识到,云集了众多优秀企业家和技术人员的加州,缺少创业资金。相比之下,美国东北部的大公司坐拥大量资本,但谨慎保守,不愿投资高风险企业。“加州人有创业精神,但钱全在东部,所以我决定把东部的钱移到加州来,支持新兴的高科技企业。”洛克打算在东部和西部之间,建立一座“资金”桥梁。

1961年,洛克从纽约搬到加利福尼亚,与房地产投资商托马斯·戴维斯创办了戴维斯&洛克合伙企业,这是美国第二家有限合伙制风险投资基金。两人共募集了500万美元,其中大部分资金来自东部。

期间,洛克最成功的投资是对科学数据系统公司(SDS)的投资。科学数据系统公司由马克斯·派里维斯基和另外11位计算机科学家创办,最先采用了集成电路设计和硅晶体管。该公司主要研制大型科学计算机,产品不但性能优良,且价格便宜。美苏太空竞赛期间,科学数据系统公司向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出售了大量高性能计算机。1961年,戴维斯&洛克作为领头基金向科学数据系统公司投资30万美元,洛克担任科学数据系统公司董事会主席。投资8年后,科学数据系统公司被施乐公司以10亿美元天价收购。

戴维斯&洛克的丰厚回报,吸引了大量投资者和人才纷纷进入风险投资领域。

1968年,存续期满,戴维斯&洛克解散。洛克创办了自己的风险投资基金。随后通过对英特尔和苹果的成功投资,洛克声名鹊起,成为西海岸地区第一流的风险投资家。

巅峰上的苹果

对英特尔和苹果公司的投资是洛克对美国半导体业和IT业的最大贡献,也成就了洛克在风投业不可撼动的位置。

谢尔曼去世后,仙童集团的新任执行官管理方式保守而刻板,带有浓厚的东部烙印。他不但把仙童半导体的大部分利润转移到东部,且不允许管理层享有期权,这引起了核心层的强烈不满。“叛逆八人帮”相继离开,成立自己的公司。最后离开的是罗伯特· 诺伊斯和戈登·摩尔。1968年,两人找到洛克,希望他能帮助建立一家生产半导体存储器的公司,新公司需要融资250万美元。凭借诺伊斯和摩尔在业界的名望,洛克仅花了两天时间就从25位投资者手中筹集到250万美元,其中包括他自己的30万美元——当时,英特尔的商业计划书只有一页半,甚至还没来得及寄出去。

1997年,Time杂志授予英特尔公司董事长安迪·格鲁夫为“年度风云人物”。在相关的采访中,安迪·格鲁夫将自己和英特尔的成功归功于洛克。

如果说英特尔的诞生始于一场“叛逃”,那么洛克对苹果公司的投资则堪称波折。

迈克·马库拉曾担任英特尔市场营销部的副总裁,通过出售英特尔股权期权,晋升为百万富翁。1977年,一个偶然机会,迈克结识了史蒂夫·乔布斯和史蒂夫·沃兹尼克,并投资30万美元成为苹果公司的第三大股东。他问洛克是否对苹果公司感兴趣,并积极安排洛克与乔布斯见面。

第一次会面,洛克对乔布斯并不感冒。当时的乔布斯刚结束在印度长达半年的修行,衣着邋遢,还带回一位印度教宗师。乔布斯对洛克大肆鼓吹他们发明的蓝盒子——它可以用来免费打电话而不被电话公司察觉。洛克感到非常失望。

但马库拉对洛克紧追不舍,建议他去参观圣何塞的自制计算机展览会。经不住劝诱,洛克决定去溜一圈。展览会的景象令洛克大吃一惊:其他的展位前空无一人,所有人都围在苹果展厅前,以致他根本无法靠近。洛克当即决定投资苹果,并担任了公司董事。两年后,苹果公司上市,成为1956年福特汽车上市后最大的IPO,并创造了空前疏朗的百万富翁。

五年之内该公司就进入了世界500强,这是当时的最快记录。而洛克最初投资的6万美元也变成了1400万美元。

洛克“哲学”

可以说,洛克的投资史反映了硅谷的成长史。但他作为风险投资家的影响却更为深远。

洛克给硅谷的一大贡献是期权制度。他很早认识到,在一个新创办企业里,大范围发放股票期权,是相当有效的激励措施。这不仅可以使新创办企业在员工工资待遇上节约大量资金,也间接导致了新一代风险投资家的迅速诞生。而正是在这些敢想敢干的风险投资家的鼎力支持下,才有了美国信息产业今天的繁荣。

此外,洛克非常关注“人”的因素。他坦承自己是技术的门外汉,唯一感兴趣的是“人”,而不是“产品”。“我寻找目标的首要条件就是那人是否诚实,而这要花很长时间才能知道。不是说这个人会不会偷东西,或拿了钱之后逃之夭夭,而是他有没有勇气正视自己犯的错误。”在洛克看来,如果问一百个人他们想不想发财,没有一个会说不想,但光有致富的欲望还不行,必须要有牺牲精神——“牺牲”不仅是指一天工作20个小时,更是指勇于说“不”的能力。”说“不”的对象包括某些个人的喜好及任何有碍于企业发展的诱惑。

不过,洛克也意识到,在科技高速发展的年代,投资者光会看人已经不够,必须懂技术。在风险投资的蒙昧时期,选择技术方面犯个错误不会有太严重的后果,如今则会被致于死地。

洛克的另一个重要理念是十分注重对所投资公司的增值服务。他不是那种给完钱就撒手不管的投资者,而是会积极参与企业管理。通过任职董事会,定期参加会议,推荐高管人选,推荐财务顾问公司、法律事务所、公关公司等,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充当创业者的“心理咨询师”。

1980年代初,洛克开始反思由风险投资刺激的创业潮带来的负面影响。当过多资金涌入像硅谷这样的地方,大企业中的人才愈来愈多选择自己创业,或加入初创公司以得到股票期权,这不仅造成大公司的人才“真空”现象,而且刺激小企业无限繁殖,其中大部分难以长期生存或增长到应有规模。正是这种谨慎和远见,使洛克躲过了日后的互联网泡沫。

这种审慎的态度也反应在洛克的自我认知上。“我是全世界最幸运的人。像我所投资的那些企业的创始人,全世界加起来也许只有一百来个,我却有幸认识其中十个。这不是运气是什么?”这是标准的洛克哲学。

【作者:黄嵩、王志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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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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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金融与产业发展研究中心秘书长。 研究方向:私募股权与创业投资(PE/VC)、资本市场与投资银行学、互联网金融与金融大数据。 微信公众号:Capital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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